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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关键词：政策系统;政策终结;政策地位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體系建设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简介：张桂敏（1987-），女，石家庄人，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王轲（1982-），男，河南泌阳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吴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自“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提出政策阶段论之后的20年时间里，有关政策科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始于“趋后倾向”，特别是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等人编写的《执行》一书的面世，“政策终结”开始走进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至此，政策系统在理论层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环，包含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终结的一系列环节。所谓政策系统，是指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进行互动调适的动态系统。换言之，政策系统是一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终结等，所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并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统在政策系统中并不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关于政策终结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终结不重要或者相对简单。相反，政策终结长期以来并不如预期中那样一帆风顺，各种或潜在或显性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政策顺利终结的障碍。
如何作出政策终结？终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终结的后果是什么？这些构成一个“政策黑箱”，困扰着研究者。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相关的影响变量展开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无论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终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变量，将政策地位作为切入点对政策终结作出补充性、专题性的研究，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相关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终结的概念梳理
对研究主题展开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关键性概念，因此在对现有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对政策终结的概念作一简要梳理。从字面理解，政策终结就是一项政策的终止或结束。Brewer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与项目的调试，大凡政策与项目无法发挥功能或已成为多余或过时，甚至不必要时，则将政策与项目予以终止或结束”[1]。Deleon从广义层面定义政策终结，认为它是政治当局对某一特殊的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审慎评估的过程之后，而加以结束或终结[2]。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终结概念的界定多见于教科书中的一些参考性解释。在台湾学者林永波看来，政策终结隐含着旧有东西的终止和新期望、新价值的建立。张康之从利益分配视角提出，政策终结本质上是一种政策资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机制[3]。陈振明、张金马、陈庆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构下提出，政策终结是决策者在审慎评估之后，通过必要的措施，对错误、过时、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
从对政策终结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终结涉及到资源、利益以及各种价值的交锋和重配，能否顺利实现终结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间暗潮汹涌的博弈结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终结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如若没有任何激励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间难免出现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终结停滞[4]。再加上利益集团受“沉没成本（sunkcost）”的束缚会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张金马早年所说，政策终结并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一种人为的政治行为[5]。此外，即使当局者意识到政策存在过时、无效甚至错误进而需要对其进行终止，在当前渐进主义决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终结也很难进入人们的认知转变，甚至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内，因为当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补、调整作为逻辑出发点。
（二）国内外关于影响变量的梳理
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阈作出解说。其中，广被认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终结障碍的经典理论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总结了具体的变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组织机构的持续性、动态的保守主义、反终结联盟、法律上的障碍、终结启动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样观点。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归结为终结联盟的反动、动态保守主义、启动成本、立法障碍和恐惧或不确定性。以上几人的表述虽有细微差别，但对于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解释却殊途同归。Gevamay认为组织的特性和终结的内在成本是阻碍政策终结的两大主因，Harris却仅仅将限制因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部分学者直接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简化为对组织持久性的考虑以及终结的代价（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财政等的考虑）两个方面。里斯蒂娜·亚当等人认为，政策的变迁抑或终止是经济发展、政治竞争、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专业化的副产品[6]。概言之，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分析，可大致归为三类：客观因素、驱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国内已有研究多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触、组织的持久性、反对集团联盟、法律障碍、成本障碍。除此之外，陈振明指出，社会舆论通过新闻传播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政策终结的第六大障碍[8]。陶学荣、王锋认为，政策评估的缺失也是本该终结的政策迟迟无法合理终结的原因之一[9]。刘雪明等认为，典型事件、政策评估、环境变化、公共舆论、领导者的领导力五大因素紧密关联共同影响公共政策终结[10]。王振波则将政策终结的根源归纳为：不合规、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维护，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终结[11]。
纵观既有研究，政策终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层级的政策终结，各个变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难批判不同变量对政策终结影响的大小。然而，在当前研究中鲜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从而削弱了现有理论的逻辑解释力，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地位在政策终结中的影响作用作出尝试性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处地位的判断标准
政策作为政策系统的直接输出产品，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各政策参与者之间利益角逐的产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实质就是明确承载公共权力的政策参与者在政策系统中是如何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参与者，既指直接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组织和个人，也指受政策影响反过来又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组织和个人。具体到判断标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体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体特指拥有法定决策权的高层组织或个人，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组成并领导整个决策过程。在政策终结过程中，政策制定主体（包括权威机构、政治精英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政策能否顺利终结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政策制定主体层级与政策所处地位呈正相关关系，也即政策制定主体层级越高，政策所处地位就越高，对于政策加以终结就越难以实施。
同时，政策制定主体从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阶的高低，政策位阶与政策地位成正相关关系。例如，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政策相较于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稳定性和权威性也较强，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终结往往要大费周折，不仅耗时，也会面临不可预期的抵触心理和抵制行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体通过主体层级以及政策位阶两个方面折射出政策所处地位，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础标准。
（二）专家学者的关注程度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查尔斯·O.琼斯指出，组织机构一旦结成共同体，就会有效地威胁政策终结行为[12]。尽管专家学者不直接参与一项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但却可以通过研究报告、与会发言、网络书信等渠道表达政策意见。同时，他们一般以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为依托，构成学术共同体，利用团体专业技术优势活跃于政策终结的舞台上，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带来共鸣、提出参考性方案，对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应，即专家学者表达意见的初衷是确保政治当局制定决策的科学化，同时也间接构成影响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专家学者对于某一项政策的关注度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终结的催化剂，在引导公共舆论走向的同时，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断标准之一。诚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舆论确定。普通民众心中，专家学者本身就代表相关领域的权威，对于哪些政策需要被关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终结，专家学者所发表的意见犹如一颗“定心丸”，影响民众认知，间接框定政策的范围和方向。当某一项政策引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评论时，说明这一政策在政策系统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发现政策不合时宜或存在过失、错误，政策终结便较为快速、顺畅。相反，一项政策如若未能引起专家学者关注，说明其相对于其他政策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无足轻重，那么关于这一政策的终结便出现复杂局面：在不影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没成本的潜在影响，政策当局往往会抱有“打擦边球”的心理，对需要终结的政策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只有在影响社会整体利益或团体自身利益时，才可能会采取被动措施加以终结。
（三）执行部门的联合状况
恰如张金马所说，政策终结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人们主动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14]。这种显著的人为性致使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终结都需要借助相关的执行部门和一线执行者加以落实。在实践中，执行部门可能是单个部门“单打独斗”直接执行终结，也可能是多个部门“抱团”联合执行终结，这可以说是判断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风向标。若是单个的执行部门则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政策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地位不高，进一步讲，政策终结过程中所遇阻力较小，较易实施;如若是多个部门联合执行，则表明这一政策影响范围相对广泛，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政策走向终结就存在较大阻力，期间难免牵涉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权力抗衡，终结过程的推进势必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整体表现为一种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动。
（四）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
政策是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换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体便是政策效力辐射的对象。所谓的政策作用对象，即政策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公众群体或那些受政策规范、管制和调节的社会成员，亦即受政策影响的目标团体[15]。顺言之，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可以理解为政策事件辐射到的目标团体的数量，具体到本文指代全体民众、部分民众抑或是特殊利益群体。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直接影响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成为重要判断标准之一，这是因为政策作用对象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政策，相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且走入公众的视野范围，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体压力下就不得不对政策予以足够重视，权衡利弊作出审慎理性的决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处地位较高。例如，三峡工程实施时需要移民数十万，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自然将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统的显著地位上来。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众，且范围较小，则地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政策作用对象范围越广，对政策地位的影响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极端情况的影响，即政策尽管影响对象范围狭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关系的特殊利益团体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则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也会呈现出较高的态势。
三、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
通过对政策系统中政策地位判断标准的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在现实实践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过政策地位的确定，来探析其对政策终结是否会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怎样、又是通过何种形式体现这种影响程度的，才是笔者的目标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
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指的是决策者对某一政策的关注度，进而由决策制定者对政策是否需要终结作出主动判断。对政策进行终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策立法活动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无法很好实现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政策终结会陷入难以摆脱的窘境。正如美国政策学家托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终止。……一旦一项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别难以终止。”[16]
其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是政策难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政策终结与其说是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毋宁说是决策者复杂利益之间重新洗牌的信号灯。正如Easton从经济学视角所阐述的，政策的形成实质上是政策制定主体围绕着特定的政策议题，为各自利益展开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17]。政策一旦终结通常意味着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损失，为避免这种损失或者将损失降到最低，他们往往会千方百计阻扰政策终结。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存在明显的寻利动机。这种寻利的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有时两者合二为一）。在利益冲动下，夹裹着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与公共利益相冲突，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决策者也会基于利益驱动而想法设法保障政策的执行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现终结能力不足的障碍[18]。甚至，政策终结会忽视公民话语权，背离公共性原则和公益性目标，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评晋升机制和任期制导致的政绩工程是政策难以终结的内在驱动。考评晋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长偏好于关注见效快、实施周期短，但却可能与地方实际发展不相适应的政策来实现政绩目标，这些政策一般在决策领导者任职期间不会出现终结的趋势。例如，有些地方领导通过打造一些政绩形象工程来取得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获取政治资本，实现自身的政绩目标、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鲜活的例证就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层出不穷的“政绩锦标赛”。此外，人事变动也会对政策终结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凸显着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人格化”，决策者在考虑终止某项政策时，主观上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败的结局，任职期间政策一般鲜有终结[19]。一旦发生领导者调任、离职、辞职或者辞退开除等情况，新一轮领导者的更替多数意味着政策注意力的转移，政策发生终结的情况较为多见。
（二）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
所谓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指媒体力量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其中隐含专家学者的意见、民众的关注。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传播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许多政策实践表明：媒体在政策地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进而影响政策终结。尽管其不能直接对政策终结产生影响，但作为非正式舞台上最为积极的活跃者，它们可以依据对相关新闻事件、专家学者言论的筛选、过滤、编排，从外围推动政策议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压力，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20]。具体来说，媒体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器、专家学者意见的风向标、社会舆论变化的发酵剂。
当媒体对某一项政策关注度较高且持积极终结态度时，其背后必定涉及众多参与者，则政策终结较易进行;反之，持消极或阻碍的态度时，政策终结的进程通常是缓慢的甚至出现停滞。托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中说：“当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必须回答记者的问题，必须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必须对编辑意见做出回应时，媒体就在直接施加影响于政府的决策。通过呼唤民众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媒体就在间接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来，精英们依靠媒体来界定“社会问题”，进而制造“问题”，媒体的关注度引导社会公众的聚焦点，通过大量的报道宣传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进而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政府部门作出终结那些不合时宜、无效的政策的决定。
此外，媒体的权威性和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反应程度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影响变量。这是因为媒体一方面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产生间接影响[22]。换言之，媒体既影响政府官员，又影响民众。在媒体对一项政策持温和的接受态度，则改变现状、终结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相反，该项政策引起了媒体的激烈反应时，各种或隐性或显性的风险就随时可能爆发，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终结那些无效、过时、错误的政策。如由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就是在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的持续跟进和转载下迅速发酵，成为焦点事件，最终促成政策的终结。
（三）自下而上的抗争终结
所谓自上而下的抗争终结，亦即社会民众对政策终结作出的反应。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民众将自身权力交付给政府部门代为行使，民众对其进行监督，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本质上理应体现民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起源论也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出现以及政府部门的设立都是民众行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制定时常出现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或损害社会大众合法权益的情况，因而政策的执行便会遭到社会自下而上的排斥，进而引致社会大众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集体式抗争，迫使政策制定主体终结原有政策。可以说，社会公众的抗争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助推力，并多数通过邻避效应引发导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民众由于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终结可能存在分歧，出现“跷跷板”现象，此时，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决定政策终结成败的关键因素。若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超过反对力量，则政策终结的目标便会顺利实现[24];反之，政策终结将会失败。
结语
政策终结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诸多要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面对政策终结中错综复杂的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立场，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终结联盟，对政策在政策终结中的地位产生“滚雪球式”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政策的终结[25]。政策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过程系统，符合效力递减的规律，无论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终结抑或消亡。但通过对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条理地对政策终结作出客观、全面的理性判断，政策主体可以对那些低效、无效、过时的政策及时加以废止，实现真正的终结，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终结的效能，保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而达到政府善政、国家善治。
参考文献：
[1]D.BREWERG.Thepolicysciencesemerge：tonutureandstructureadiscipline[J].PolicySciences，1974（5）∶3.
[2]DELEONP.Policyterminationasapoliticalprocessinthepolitshiyuicsofprogramevaluation[M].DennisPalumbo，1987∶194.
[3]张康之，范绍庆.从公共政策运动到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J].东南学术，2009（1）∶97-103.
[4]曲纵翔，祁继婷.政策终结：基于正反联盟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策略[J].中国行政管理，2016（12）∶94-99.
[5]张金马.公共政策：学科定位和概念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1）∶7-9.
[6]ADAMC，etal.Theoreticalperspectivestorevitalizeationpromisingresearcharea[J].PublicOrganizationReview，2007∶7.
[7]朱春奎，余飛，刘伟伟.政策终结理论研究进展与展望[J].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2（2）∶225-248.
[8]陈振明.中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建构：改革开放40年公共政策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东南学术，2018（4）∶52-59+247.
[9]陶学荣，王锋.政策终结的可行性探究：求解公共政策“有始无终”难题[J].晋阳学刊，2005（5）∶3-8.
[10]曲纵翔.公共政策终结：基于“过程”角度的阐释[J].中国行政管理，2017（11）∶79-83.
[11]王振波.“短命”政策产生：终结的内在逻辑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60-166.
[12]JONES，CHARLESO.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publicpolicy：3rd.ed.[M].Monterey，CA：Brooks/ColePublishingCompany，1984∶236.
[13]刘伟伟.政策终结的多源流分析：基于收容遣送制度的经验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5（4）∶21-38+154.
[14]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魏顺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以《存款保险条例（草案）》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15（S1）∶99-103.
[16]DYE，THOMASR.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2002∶324.
[17]DAVIDE.Thepoliticalsystem[M].NewYork：Knopf，1953∶125-141.
[18]钱再见.政策终结的公共权力逻辑与路径研究：基于治理视角的学理分析[J].学习论坛，2017（4）∶51-56.
[19]李燕，朱春奎.“政策之窗“的关闭与重启：基于劳教制度终结的经验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17-130.
[20]张丽珍.政策终结议程设置中的社会行动者：现象图景、知识介入及理论修补[J].行政论坛，2019（5）∶119-126.
[21]托马斯·R.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1-45.
[22]刘雪明，曹迎宾.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因素分析[J].理论探讨，2014（4）∶33-36.
[23]卢梭.社会契约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42.
[24]BEHN，ROBERTD.Howtoterminateapublicpolicy：adozenhintsforthewouldbeterminator[J].PolicyAnalysis，1978（3）∶393-413.
[25]李雪松.公共政策价值中和：一项溯源性的政策议题[J].宁夏社会科学，2019（6）∶20-26.
第二篇: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论文关键词］形势政策，公民教育
［论文摘要］公民教育视野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国公民教育的指导思想，就要求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受教育者，让青年学生在形势政策教育中受到公民教育的熏陶。
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主线，贯穿到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全面而系统地探索现代形势与政策教育模式，促进现代公民教育，对于加深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具重要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德育教育的理念弱化
高校德育教育工作应当立足现实，注重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提倡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交流。然而，当下封闭性的高校德育教育缺少与社会热点的追踪，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和层次性，因此，当处于年轻气盛的高校学生在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如房价过高、贫富差距悬殊、看病难、看病贵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时，传统德育教育灌输式的方法效果不佳。
（二）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所谓的大众文化是指采用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对我国公民教育会产生媚俗的影响。大众文化时代使得个体容易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我们批判大众文化，但却无法拒斥大众文化，例如网络上宣传暴力的游戏内容和宣传颓废精神的视频等。
（三）公民意识培养薄弱
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体现为高校学生对于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以及公民责任的认同与遵循。目前，高校存在重视公民义务教育，而忽视公民权利教育，注重的是臣属公民角色的塑造。教师作为权威，基本以大班讲课的方式进行灌输，学生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此外，学生的公民参与大都是被动的，大学生往往处于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作为公民参与相关活动是被动式的，无法彰显公民参与的重要性。
二、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的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属于德育的范畴。形势政策教育的关键，在于切实把它融入公民教育的全过程，转化为当代大学生的自觉追求。所谓“融入”意味着有机结合和渗透，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建设和公民教育工作不应该是“两张皮”，只有有机结合在一起，互相渗透，才能“润物细无声”，使形势政策教育体系内容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三、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加强我国公民教育全过程的主要途径
把形势政策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全过程，也就是要把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同公民教育的内容有效结合起来，特别是同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在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注重意识培养
应当注重增强高校学生的法制观念，提升道德品质，使他们透过事物的现象来看本质，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政治观察力、鉴别力。同时，学校德育工作借助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对时事热点的传播，可以促进学生对多种价值文化产生思辨，以增进大学生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
（二）多开设相关形势政策教育讲坛、论坛
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经历认知、情感、意向和行为的四个阶段。因此结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建议多开设相关的形势政策教育的讲坛、论坛，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聆听。要通过国内热点形势的阐述，引导大学生观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当下可以结合建党90周年来回顾党史，重走长征路，体验国家发展等，为大学生提供公民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成功范例。
（三）建立价值坐标——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公民教育是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要努力发挥模范的榜样作用，特别要注重身边典型的示范作用，充分发挥他们可亲可信的优势，引导广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使广大学生明确是非、善恶、美丑界线，推动形成良好校风学风，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文明的社会风尚。
（四）营造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
把形势政策教育与校园建设相结合。校园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和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自我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要以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在校园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
总之，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回顾党史，总结经验，引领学生更好地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这一媒介，更好地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正是当下我们形势政策教育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中国公民教育目标与内容体系的建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第三篇: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ElmoreRF.Gettin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第四篇: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新常态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重新审视课程性质和特点，回归课程和教育教学原本。本文针对现在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从课程定位、教学模式和长效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以提高课程内涵和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9）02-0137-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2.061[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一、引言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的核心课程，也是引导大学生准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略的重要渠道。新时代高职院校如何定位“形势与政策”课，探索全新的教学模式并构建长效机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二、“形势与政策”课的特点
“形势与政策”课具有理论武装时效性、释疑解惑针对性、教育引导综合性等三个特点。
（一）理论武装时效性。理论性是指该课程理论性强，要讲好“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必须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比如中东局势为代表的国际局势类的问题就涉及诸如劳动、剩余价值、资本、（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等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涉及诸如战略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陆）海权论、文明冲突等军事、地理、历史、政治多学科的相关知识。该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综合多学科相关知识背景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才能将相关的焦点、热点讲透说明，否则就热点讲热点，就焦点讲焦点，流于表面而影响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该课程时效性强。根据教育部社政司每学期初下发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选取半年内发生的要闻组织教学，而国际国内的焦点热点瞬息万变，不可能有固定的教材，甚至本周的课结束后，下周的课讲什么内容都要重新严格界定和组织。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是理论性还是时效性，对教师的要求都非常高。而理论性和时效性同时集聚在该课程里面，教学难度更可想而知了。
（二）释疑解惑针对性。根据理论的时效性特点，“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和直面学生的问题。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在大部分高职院校都被划人理论课，但实际讲授中，理论只能是一条隐形的支撑线索，更多的还是针对一个个鲜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形势与政策”课不同于高职院校一般的理论课，前者重例有理，后者重理有例;前者具体鲜活，后者抽象概括;前者要透过大量纷杂的现象点明本质再回到现象本身，难以有固定的模式套用，后者逻辑分析和推理过程都有理可循。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必须经常直接面对来自学生的各种质疑和问题，现实而敏感，差异性大而又有相似之处。如何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任课教师极大的考验，也是“形势与政策”课课堂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点。
（三）教育引导综合性。如上所述，“形势与政策”课不仅要求任课教师具备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综合利用各相关学科理论和背景知识，更要有针对性地回答来自学生的各种问题。学生所提问题，从三观缺失到大学生活适应，从学业迷茫到失恋迷失，从网络时尚到人际关系，从社会万象到人间小事，纷繁杂呈应接不暇。在这种情况下，“形势与政策”课要想起到教育引导作用，教师要综合考虑学生各种情况，要掌握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特点，使学生通过课堂教学，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角度分析，使学生不失时机地实现智力发展，逐渐促进学生优良思想品质的形成。
三、“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观念和重视不到位。高职院校对“形势与政策”课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到位，对课程重视不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思政课“无用论”的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来，对思政课的厌倦，几乎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几乎把思政课与“洗脑”“无聊”等字眼直接挂钩，很多教师甚至是学校领导也把思政课归入鸡肋课程行列。第二，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专技轻思政的传统。第三，高职院校的思政课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实习实训、顶岗实习、技能大赛和考证侵吞。于是，“形势与政策”课学分少课时少，任课教师之间以及与专业课教师之间各自为政，大班上课成为常态。
（二）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在大多数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一般归属于三类——带其他思政课专任教师、辅导员和学校行政人员。第一类教师能上但不愿上，能否上好还是未知数。第二、三类教师愿意上但很难上好。这三类教师分属不同部门，很难进行有效的组织课堂教学。同时在这三类教师中，中级职称和本科学历的人员居多，比例高达60.5%，高级职称和博士学历的教师严重缺乏，占比不到7%。这三类教师一般教学任务繁重，在完成授课任务之余，难以留存科研工作所需的充足时间和自我提升的学习精力，繁重的教学任务在客观上也制约了教师继续学习和教研活动的开展，因而导致部分教师职业能力水平低下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不够丰富。高职院校许多教师仍然采取满堂灌式教法，有的更是集中起来作报告。这样的教学形式往往会抑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总处于被动学习，兴趣和激情就得不到有效调动，于是开小差、迟到、旷课、睡觉也就成了普遍现象。另外，有的“形势与政策”课仍然是教师一支粉笔、一本讲稿、一张嘴的授课方式，网络化、数字化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没有充分利用，有些教师做的PPT课件，充其量是对传统板书的简单代替，达不到应有的教学辅助效果。
四、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程度和教育观念双到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是全方位的，而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质是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应关注学生的思想品质和全面发展。“形势与政策”课不是单纯地灌输时事热点，而是磨砺学生的双眼，使其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机械地进行道德大义说教，而是磨砺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是强制式的头脑洗礼，而是引导学生的灵魂，在带人中发现差异，在对比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如果“形势与政策”课有幸能让学生搞清楚“我是谁”，那么接下来能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就顺理成章简单自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势与政策”课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就能呈现出来。因此，高职院校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人力、财力上，还是政策、组织、措施上都给予足够支持，确实保障其健康和持续发展。 “形势与政策”课只是一门课程，但其课程改革和建设发展离不开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根本问题，也是高职院校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根本方向。高职院校办学都面临经费、生源、师资以及大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是具体而不能绕开的办学实际问题，直接关乎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将课程性质与办学定位、办学实际相结合，在综合平衡中找到真正适合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起点。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找到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不被各种光鲜艳丽的教育潮流所迷惑。否则，人云亦云始终走不出困境。只有找到这个起点，才能构建良性发展的基本框架。
（二）构建课程改革的基本框架。首先，加强师资队伍多元化建设。专业教师结构配置要多元化。专任教师要“好”，辅导员和行政人员要“能”，其他专业课教师要“愿”。选拔那些政治素质强、知识结构合理、教学技能丰富的作为专任教师，形成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选拔经验和阅历丰富的辅导员及行政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充分发挥多学科融人的优势。切实提高“形势与政策”任课教师的地位，让其他专业课教师“愿”加入其中，并在统一规划和有力领导下，塑造良性的竞争状态和发展趋势。当然，多元化不是无底线，而是让“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构成形成良性互补和充分竞争的良好态势。另外，专业教师成长多元化。在教师成长类型上。教学效果良好的任课教师应多鼓励和支持其赛课、评课，培养“以赛促长”“以赛促建”和“以赛促学”的软环境;在教师成长激励上，要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政策支持相结合。在教师考评上，实现学生评教、同行互评和学校考核相结合。在职称评审上给予关注。
其次，规范教学内容和管理。“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却有一条不变的红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围绕这条红线，模块化每学期的教学内容以确保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结合教育部的“教育教学要点”，可视化每学期的教学专题以确保教学内容的统一性。发挥教研室的作用，标准化备课、编写教案和制作课件以确保教学内容的規范性。另外，课程管理规范化，课程由谁组织协调、由谁布置实施、由谁负责考评，高职院校要出台文件务必落实到各具体职能部门。
（三）课程改革重在形成长效机制。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和基本框充其量只能算是制度设计，并不是实施过程更不是结果。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在具体教学组织和实施过程中，随着各种问题的暴露，不断结合本校实际，摸索和建立起一套长效机制，并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灵活多变的优势，实施一校一方案和一课一方案的“四一工程”，走特色发展之路，走创新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
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教师素质和业务水平的集中体现。“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瓶颈或许不是选择规范性、系统性的教学专题，而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参与进来并入脑人心。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学院以及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编制课表，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充分激活专题，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为导向调动学生的兴趣;充分研究高职学生的特点，找到起点代人理论，内化于心;充分利用热点分析、主题演讲、时政报告、现场辩论等多样化教学手段，提高课程互动比重，激发学生思考，外化于行。
五、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各种实际问题，高职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应该在了解课程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综合本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实际，找到课程教学改革的起点，进而构建课程教学改革的基本框架，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特色发展模式。
第五篇: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今年的春节，受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的影响，上至封城、下至封村，大家都被迫宅在家里。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诸如疫情严重的地区医疗资源、生活物资匮乏;经济受挫，特别是服务业、旅游业受损巨大;许多人有家不能回，或者宅在家里出不来……疫情的背后，引发了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呵护自然。
我看过一幅漫画，一块木板置于一座山峰的峰头上，木板的两端分别是一只熊和一个带枪的猎人，左边的熊露出了锋利的牙齿，举起了熊爪，想要攻击猎人。而右边的猎人正拿着猎枪瞄准了熊，看似胜券在握。
实际上，我们发现，其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他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无论谁受伤害，另一方都将失去平衡从而掉入万丈深渊，双方只有都相安无事，才是最好的结局。这种平衡，也是人与自然应该追求的平衡。
作为人类，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可以吃的，能吃的何止千万?像极了漫画中的猎人，完全是胜券在握，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请记住一句话：存在的便是合理的，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存在多年，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寻找的是一种共生的环境，是一种平衡，而不是对它们痛下杀手!“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中国文化中凝聚着很多平衡的智慧，就连《孙子兵法》这样专门论述战争的经典，最高境界也是一句追求平衡、和谐的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即便胜券在握，每一场战争都是胜利的也不是最好的结果，能够做到不战就给对方威胁，两者相安无事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应该成为人类在面对野生动物时的信条，成为人与自然，或者说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生活的智慧。
其次，我们应该敬畏自然。
我们来细数一下那些从动物身上的病毒逐步演变成人类的灾难的真实案例。
艾滋病：艾滋病病原可能源于非洲灵长类，最近美国科学杂志指出，黑猩猩通过捕食红冠白脸猴和大疣鼻猴而分别感染了两种猴免疫缺陷病毒(简称SIV)。这两种病毒再在黑猩猩体内发生重组，产生新的SIV，人类在猎食黑猩猩的过程中感染了SIV病毒，而造成现在全球流行的 HIV-I病毒，即艾滋病毒。在马来西亚流行的“尼巴”病毒，就是人们为了多养猪而乱砍滥伐森林，结果由携带尼巴病毒的果蝠粪便污染猪饲料，而使猪患病，然后再由病猪传染给人 。
汉卓病毒：澳大利亚出现的汉卓病毒，同样是由于人们在这里伐木建养马场，由果蝠粪便污染马饲料，马发病后传染给人 。
埃博拉出血热：在刚果和苏丹南部交界处埃博拉河流域流行的埃博拉出血热与当地人喜欢生吃大猩猩、猴子等灵长类的肉有关 。
猴痘病毒：2003年6月，当我国的SARS病情刚刚缓解时，美国传来了由猴痘病毒引起猴痘暴发流行的消息。猴痘又称猴天花，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可通过病人、疫畜的体液传播 。
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最近同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澳大利亚山火持续近五个月，5200万哺乳动物，6200万鸟类，3.89亿爬行动物，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东非蝗灾爆发，饥肠辘辘的沙漠蝗虫入侵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规模和破坏力史无前例，整个东非恐深陷蝗虫危机。西班牙暴雪突袭，汽车只能在“雪墙”之间通行，社会只能停课停工。美国爆发40年来最致命流感，已有6600人死亡……
这些案例无一不是在告诉我们，人应当对自然保持敬畏，敬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敬畏人类自己。
最后，我们应该感恩自然。
我们知道，人类的衣食住行与自然密切相关，如穿的羽绒服、皮大衣，吃的猪肉、牛肉，用的木质家具，坐的木船等，都是自然给予我们的。外出旅游,所面对的历史悠久的大足石刻、风景优美的西湖，都是自然的杰作。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源，给予人类无限的美好。人类并没有感恩自然，反而在不断破坏自然。在《大自然在说话》中，自然母亲说：“你们的行为决定你们的命运，不是我的。我是大自然，我将继续存在，我随时都在进化，而你们呢?“人类天真地以为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但是，没有底端的资源提供，什么都不是。
幸运的是，人类渐渐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弥补，例如：支付宝上的蚂蚁森林，目前已经在荒漠化地区种植树木超过1亿棵;长江从今年开始禁渔10年;许多国家开始禁止使用某些塑料产品和一次性产品等。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人类则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就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或许这些举措相比于人类已经破坏的大自然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补偿，但“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蝴蝶扇动一次翅膀，可能远处会引发一起海啸。做出一件节约资源的小事，可能会降低一种动物灭绝的可能性。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点滴努力不断的累计，终将汇流成河，一齐流向人与自然和谐的大海。
“起初，没有人在意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呵护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寻找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我们每个人当为此尽自己绵薄之力。
第六篇: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关于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摘 要】本文主要围绕深化改革发展，进行依法治国。首先从社会文明建设着手，开展了依法治国、文明治国，走社会主义特色道路。进而讲述了依法治国和改革发展的实践与历史，在法治与改革的双重作用下成就我们的中国梦。
【关键词】依法治国;改革;制度文明
一、围绕深化改革，开展法制强国的道路
1.首先抓住制度文明建设。
创建制度文明的根源在于制度的建设。在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基础上，国家现代化体系的治理能力也要不断的提高，也从各方面彰显我国了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我国对制度文明的执行力以及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文明程度。同时，国家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也反映了制度文明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制度文明程度不仅影响着国内的发展水平，同时对于国际规则制度、参与度以及在国际上的信服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一套完整的文明制度是社会健康快速发展延续的基础。并且抑制了社会中一些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抑制性的持续会形成一种共识，从而使社会主义文明有一个质的飞越。
2.法治―文明治国的一种模式。
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体现于国家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主要方式。该制度是一套集实施、监督以及保障为一体的规范体系，同时也是促进国家现代化发展以及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换而言之，现代化的发展必须依靠对国家法制治理体系以及能力的完善，全面推广社会主义文明制度势在必行。对于目前各国法治现状而言，国家法治核心主要有以下几点：国家法律的平等性、强制性以及法律至上等。总的来说，法治对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法治的国家那么他们的文明程度也无从谈起。
二、依法治国与改革发展的实践和历史
1.依法治国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为了促进法制理论的创新，应该吸取中国法律文化的精华。为了加强法治道德底线，应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美德。因而，发展具有中华特色、符合中华实际、体现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制理论，务必要认真整理历史上的解决方案和法制关系的教训。从而，更深刻的解析全面强化改革和全面促进依法治国的关系，为依法治国提供有效的学理支撑和理论指导。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变法”。封建土地私有制代替了奴隶土地制。地主阶层随着经济势力和政治壮大，要求改革政治，废除奴隶主特权，创造地主阶级的治理秩序。商鞍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发动了两次变法。
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把改革的成果经过立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能够借助法律所拥有的规范性、权威性、稳定性，以宪法的确认，为改革保驾护航;以先行法律的方式，经过授权法律和立法的及时立改废释，发挥法律的引领和推动功能，以宪法促进改革，完成改革计划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经过严格的执法与公正的司法，明确违法与合法的边缘，避免改革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2.用依法治国的思维与方法进行改革。
在全面强化改革背景下，必须加倍重视维持依法“变法”和依法改革。在改革进程中，须依法有据，更要高度重视利用法制方式和法制思维，完成法制对改革的推动、保障、和引领功能。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法治思维的条件是将法治精神连接上认识、处理、分析问题的过程，是以法律道德规范为标准的逻辑化理性思考方式。法制思维比较重于强调职业化思维的方式，为法律所掌握运用。和法治思维对立的是人治思维。人治思维是法治思维的天敌，人治思维是强调人和权力的用意，忽略法的作用，导致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甚至以权废法。习惯人治思维，缺少法治思维，这样导致法治尊严和权威不复存在，导致人们信小不信大、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即损害人民利益，也破坏社会秩序，还可能损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三、改革与法制相辅相成
全面深化强调改革的整体性、全局性，要求社会、经济、政治等制度的运转。必须从基础上促进法制建设的进度，加快法制社会的完善。全面强化经济改革对完善经济法制的提议。随着经济改革的完成，经济法治建设必然进入新的阶段，迈上新的台阶。
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对推进依法执政提出新要求，推动依法执政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党的领导是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全过程。
总之，从首要问题开始，进行全方面的改革，加快社会发展，全力推动依法治国，用法治的手段来推动社会改革的成果、创新与深化。依照党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全力发展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保证社会改革的措施与法律法规的调整同步进行，再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改革发展。从而使得全民奔小康，早日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邸乘光. “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演进、基本内涵与重要功能[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2016(01).
[2] 吴贵春.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和体现人民主体地位[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6).
[3] 张明. “三位一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1).
[4] 王建国.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学习关于“三农”工作讲话精神的体会[J]. 农村财政与财务. 2014(05).
第七篇: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对于形势与政策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作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要积极探索专题化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策略，将学生能力培养作为教学重点，满足当前学生的形势与政策学习需求，构建起科学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体系，实现专题教学的全面创新，适应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新课程教学改革目标。
【关键词】高校 形势与政策 专题教学 实效性
在开展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中，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结合现代教育发展趋势，提出有针对性的专题教学策略，切实将学生核心素养摆在重要位置。作为教师要积极探索，提升学生的思想认知能力，助力现代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发展。
一、专题教学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课程中的价值
（一）符合新时代教育发展趋势
从当前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发展整体情况来看，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积极推进和深化各学科教育改革，提高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整体质量，已经逐渐成为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在这样的教育发展趋势下，如果教师还是按照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势必会影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整体发展，阻碍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进步。专题教学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开展，有利于教师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方向，这是符合新时代高校教育发展趋势的。
（二）有利于构建现代教育体系
能力教育一直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教师给予重点关注的话题。但是自从实施素质教育以来，教学改革和教育创新就一直没有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专题教学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运用，是创新高校教育形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具体化形式。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通过专题教学的应用，抓住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规律，这对于构建完整的想高校形势与政策特色教育体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都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当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缺乏形势与政策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形势与政策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学习兴趣是获得学习动力的基础，如果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就会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表现出较为松散的状态，所进行的学习活动也都是在教师的驱动之下，为了完成学习任务，因此学习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如果此时所学知识具有一定难度，学生在理解的时候就会存在较多的阻碍。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学生学习兴趣的缺乏。
（二）专题教学的应用缺乏明确目标
专题教学对于当前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是从目前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情况来看，很多教师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专题教学的优势，因此在高校形勢与政策教育中运用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所以很多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活动就显得较为随意，教学方式的选择也没有结合学生的实际特点。多数情况下，专题教学的应用都是流于表面形式，没有对形势与政策教育质量起到实质性作用，这对于专题教学的运用和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优化，都是非常不利的。
三、提升形势与政策专题教学实效性的具体策略
（一）注重发挥专题教学的启发性
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灌输式教学并不是一种有效方法。启发式教学是形势与政策教师应该始终坚持的教育方向，并且实践证明，启发式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帮助学生获得学习动力，掌握学习的正确方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因此在形势与政策教育实践中运用专题教学的时候，教师一定要注重启发性原则。也就是说，通过专题教学的运用，引导和调动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内容，将教师的启发和学生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形势与政策教学过程中既体现出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作用，又不影响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帮助学生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引导学生思维，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
（二）专题教学要以学生发展为原则
在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应该注重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学习之外，还应该对学生的思维、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内容给予充分重视，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教学，通过科学的专题教学设计，着眼学生的未来发展，让当前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体现出更强的时代性和前瞻性，为学生以后的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教师在形势与政策专题教学的时候，应该遵循发展性原则。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应该将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好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间的关系，将学生的思维情感，意志品质等内容，都融入到平时的教学设计之中，在夯实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掌握学科基本技能，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实现全面提升。
（三）要注重转变教师的角色定位
在专题教学和理论的指导下，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角色也应该有所转变，这样才符合形势与政策专题教育发展的整体趋势，为教学目标的实现打下良好基础。学习的主体应该是学生，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不应该主导学习过程，而是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所学内容，强化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认知，建立基本的知识结构框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师应该打破传统观念之中的教师中心论，而将自己作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和引导者。在与学生沟通的时候，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和方式进行，深刻了解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尊重学生的独立想法，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和结果，完善形势与政策教学流程，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实现教师角色的根本转变。
参考文献：
[1]高小升，胡钢.新时代"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式教学改革方向及路径[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版），2019，（11）：3-5.
[2]王伟.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化教学改革的困境与路径[J].广西教育（高等教育），2019，（2）：136-138.
[3]陈雪，周汉杰.打造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专题化教学精品[J].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1（7）：30-31.
[4]黄胜海.论专题化教学在《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运用[J].课程教育研究，2017，（14）：7-8.
[5]赵华安.专题讲座教学在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效性提升[J].高教学刊，2017，（6）：42-44.
第八篇: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摘要]新时期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发展时期，教师和学生都面对着与以往不同的教育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应进行创新和改革。课程要进行包括线上教学等方面的系列改革，教师要真正适应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的教学新模式，多方面进行创新，从而使课程的教学模式出现质的飞跃。
[关键词]新时期;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创新
[基金项目]2019年长沙师范学院校级教学改革项目课题“新时代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G2019034）
[作者简介]周碧波（1978—），男，湖南永州人，法学博士，长沙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20）35-0003-02 [收稿日期]2020-06-17
一、引言
目前，大学生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信息化时代，高校传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受到巨大的挑战。而从矛盾辩证法来讲，课程受到的挑战中也包含着机遇，紧抓机遇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往往会收到不错的成效。在新时期，“形势与政策”课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线上教学，并且要对以往的教学模式进行前所未有的創新，推进该课程教学模式质的飞跃。概言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要紧抓全面进行线上教学改革、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水平、全面加强教师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和全面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这四个方面。
二、新时期“形势与政策”课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开展线上教学，这是大力推进该门课程改革的契机
原来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模式之所以面临着改革难以推进等一系列问题，关键在于许多任课教师改革意识不强，创新观念不够，对该门课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不够，有个别教师上课时照本宣科，敷衍了事。而在新时期，使得部分原来在现实课堂中照着PPT讲课的教师面临着新的线上教学环境而不得不有所改变，在线上教学，如果对授课内容不事先熟知并进行自如地讲解，就会出现一堂课难以讲授下去的尴尬场景，即使是口才较好的老师，也要对教学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才能在线上课堂中侃侃而谈。此类课堂教学，与网络主播的情况类似，如果主播口才不佳，才疏学浅，观众的参与度就会很低，从而使主播难以“混”下去。
“形势与政策”课的老师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如果自己照本宣科，搞一言堂，其会面临着无生动话语可说，干巴词穷的尴尬局面，学生随时会退出网络课堂，让教师难以继续进行教学。当然，教师手中还有“考勤”这把“尚方宝剑”，学生应当不会不请假就退出课堂，但对于教师一旦有了不良印象，学生会选择静默老师的声音，自己干其它的事情，这样就倒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在此方面进行有效的创新。
三、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水平，充分利用线上课堂将正确的价值观有效教授给学生
当前任课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多数教师操作电脑和手机相关教学技术设备能力有待大幅提高，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模式依然是课程改革的思想和行为上的重要障碍。在脱贫攻坚时期，教师应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形势与政策”云课堂，将我国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与思政课堂相结合，体现高校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在脱贫攻坚的伟大战役中，思政课教师肩负重大责任，每位教师要守好自己的“责任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教学中结合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件开展教学，弘扬爱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发挥线上教学的优势，使思政课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取得积极的成效，为下一步本课程开展教学改革积累经验。
高校目前在“形势与政策”课信息化教学方面面临着如下困难：一是网络成为青年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且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而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却显得比较薄弱;二是课程具有极强的实效性，这对老师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三是传统的课堂教学这一单一的教学形式，对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四是任课教师数量得不到根本保证，而且教师获取教学资源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相关教材，相关的课程培训来获得信息和教学内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多层次需要。
四、全面加强教师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通过专题培训提升教师的理论素养和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
为了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先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所有“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熟练掌握教学内容，把握教学要点，科学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满足“形势与政策”课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多年实践证明，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先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承担具体的教学任务，给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课，能够切实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效保证“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性特点，基本上都是当前的热点问题。这些社会热点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都能够切身感受得到，都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因此，“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不能关起门来搞教学，教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而要把课堂上讲与走出去看结合起来，千方百计提高自身对现实问题解答的能力，比如脱贫攻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表现差异极大，教师应重点钻研具体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出让人信服的解答，得出富有说服力的结论。同时，应让学生带着问题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然后把调研心得带回到课堂，实现理论升华。这样既可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拓宽思路，让学生对课堂内容有切身的体会，又可以丰富教学的载体和内容，增加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教学的效果。
五、通过讲好中国的“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故事诠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
原来我们自己讲中国的制度优势，某些国人不以为然，尤其是极个别“公知”对此不屑一顾，甚至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套精英与平民迥异的双重标准。而在“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大考”中，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而西方国家却普遍考了个不及格，可见，民生工程犹如一面“照妖镜”，映射出了西方所谓“人权”等价值观的虚伪本质。因此，通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讲好脱贫攻坚等专题，在帮助大学生学习和领会党中央政策和精神的同时，还可以使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以新时期网络教学为契机，通过精心设计，也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应把脱贫攻坚等体现我们党“执政为民”等重要事例融入教学各专题，引导学生做新时代合格公民，鼓励学生增强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信心。教师应善用和乐用现代媒体手段，扎实高效地让学生完成线上学习任务。教师可通过发布话题、在线答疑、批改作业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良好的互动，并以脱分攻坚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学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专题，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并坚定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胜信心。
六、结语
新时期带给“形势与政策”课的绝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是变革和机遇。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大考”，“考”出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课程的自信资源。我们相信通过不断地创新和改革，该门课将会越来越对学生具有吸引力，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魅力。
第九篇: 2022年形势与政策2000字论文
[提要]发展乡村全域旅游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本文选择浙江省松阳县为案例研究，从全域视角出发，总结分析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着规模偏小、层次较低、特色不明、效益不高等问题。并提出加强政府主导规划、突出特色主题、打造智慧平台、完善交通系统等四个方面策略，以便统筹乡村旅游健康发展，增加农民创收，助推松阳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农民创收
本文为2018年12月5日丽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8年丽水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打造全域旅游，推进“三旅”融合——以松阳县为例”（项目编号：LC201823）
中圖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2月4日
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顺应广大农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发展旅游业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方法。全域旅游是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促进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全新理念和模式。发展全域旅游为助推乡村振兴提供有效载体，带动农村三产融合，将成为乡村振兴的一种新型模式和路径。
松阳县是丽水市建制最早的县，是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环境优美，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当前松阳已在全力发展全域旅游，根据“全民共建，全民共享”目标要求，举全县之力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以全域视角探索松阳乡村旅游业发展一方面可推动当地产业融合升级，增加农民创收，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其他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同时为丽水建设大花园，把握创建浙江（丽水）绿色发展综合改革创新区机遇，实现“绿色发展、科学赶超、生态惠民”提供助力。
一、松阳乡村旅游发展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一）松阳乡村旅游发展取得的成效。近年来，松阳县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立足超优生态优势和古村人文特色，大力发展高品质生态农业、旅游业和创意文化产业，以做强百亿茶业、复活百座古村、建设百里绿道、办好百场节会、打造百个艺术家工作室的“五个百”工程，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乡村振兴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12，039元增加到2018年的17，546元，年均增长9.9%，其中2018年增幅居全省第三位。乡村旅游业发展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松阳依托传统村落特色优势打造高端精品民宿，目前全县共建成民宿（农家乐）500余家，2018年接待游客252.3万人次，经营收入1.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26%，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迎来春天。
（二）松阳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松阳的乡村旅游业发展依然尚未成熟，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1、从顶层设计看，缺乏乡村旅游统一规划，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占大多数，投入少、规模小、分布散、品牌效应差，整体呈现出“小、乱、散”的发展局面。
2、从产品内容看，旅游产品单一，形式简单，同质化竞争严重，民宿发展仍停留在农家乐水平上，未能充分发挥乡村超优生态和地域文化底蕴优势，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优势。
3、从产业配套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依然有待强化和提升，接待能力低。农村交通条件差，民宿客房数量少且档次不高，卫生设施简陋，极大影响了游客体验感。休闲娱乐服务项目缺乏，内容较为单一，趣味性不高，没有形成完善的养、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
4、从人才支撑看，松阳乡村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对旅游创意设计、规划管理、宣传营销等各方面专业人才吸引力较弱，同时乡村人口流失严重，当地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系统有效的培训和锻炼，服务和管理专业水准都有待提升。
（三）小结。松阳乡村旅游在村景数量、地域分布和农民创收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普遍存在着规模偏小、层次较低、特色不明、效益不高的问题，乡村旅游发展面临瓶颈制约。在此背景下，发展全域旅游将会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新的出路，把乡村列入全域旅游的范畴，从全域的视角统筹乡村以及城乡发展，最终实现助推乡村振兴的目的。
二、以全域视角统筹乡村旅游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策略
（一）政府主导，构建乡村全域旅游规划体系。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全域旅游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着力构建乡村全域空间规划体系，实施差异化的乡村旅游规划导向，完善全域旅游的规划和实施机制，推广基于新技术的乡村规划管理模式。
1、政府部门应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根据各个村庄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准确定位乡村的发展方向和旅游主题，科学制定乡村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既不盲目开发又不浪费资源，合理布局旅游要素，做到“处处皆是景”，实现景点全域化。
2、加大力度增加财政投入，设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建立健全向乡村旅游发展倾斜的配套优惠政策，比如加大对农民自主创业建设经营民宿、种植农产品等的财政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全域建设乡村公共厕所、公共停车场等旅游配套设施，实现资源全域化。
3、强化政府在乡村旅游品牌营销、宣传推广等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主导作用，为乡村旅游从业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指导制定科学、先进、有效的营销策略，提高“千年古县，田园松阳”的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建立有效的旅游人才管理机制，加强管理和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提高服务水准，为乡村全域旅游保证人才输入，实现人才全域化。
（二）因地制宜，完善特色主题旅游产品体系。因地制宜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原则。松阳田园风光资源丰富、民俗传统保存完整、生态环境优良，要着力发展农业观光旅游、民俗体验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和绿色健康旅游等。作为名副其实的留存完整的“古典中国”县域样板、“最后的江南秘境”，松阳超优生态环境和独领风骚的农耕文明吸引了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其境域内各个乡村因其地理位置、生态资源、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特色不一，大体分为景村共生型、景区依托型、资源活化型、潜力挖掘型四种类型村庄，要分类施策，科学整合，形成特色主题系列产品。景村共生型村庄资源丰富且周边有景区，乡村旅游相对成熟，但同质化竞争严重，景观条件下降，这类村庄要突出产品特色，避免同质，提高娱乐休闲体验，着力打造旅游精品景区。景区依托型村庄自身无明显特色资源但周边有景区，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但对景区依赖性强，这类村庄要加强与景区的沟通联系，完善交通设施，实现“村景贯通”，努力发展新业态。资源活化型村庄自身特色明显但周边无景区，这类村庄要坚持保护自身特色，根据实际情况适度、有规划地开发，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要跟上。潜力挖掘型村庄自身缺乏特色资源且周边无景区，这类村庄可以从文化产品培育角度入手，深度挖掘文化资源内涵，打造文创产品特色品牌，促进文旅融合。 （三）协同推进，打造全域旅游智慧平台体系。松阳智慧旅游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信息化建设，将智慧旅游作为全县重点推进的旅游工作列入“十三五”规划。一要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充实全县门户网站上的旅游专题网站，结合两微一博公众号平台，完善全方位宣传体系。二要加强旅游大数据平台建设，通过后台实时监控统计客流量、游客咨询、酒店民宿入住率及旅游收入等数据，整合乡村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资源并科学调整分配。三要构建全域旅游智慧平台，以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为端口，向游客开放景区介绍及门票购买、周边餐饮及预定、实时交通、医疗配套等旅游管理服务，构建集个性定制和金融支付于一體的全域化、综合性旅游交易服务平台。四要探索乡村旅游线上营销模式，构建乡村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建立全域民宿线上预定及管理平台、农产品销售平台等，为游客提供旅游OTO服务。
（四）内外连接，完善全域交通网络系统。交通网络是全域旅游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发达的全域交通网络将为全域旅游打通发展的血脉。近年来虽然金丽温铁路、高速公路以及在建的衢丽铁路都进一步完善了松阳交通网络系统，但复杂的山区地形仍制约着乡村旅游点的交通条件。一要构建四通八达的对外交通网络，争取早日开通高铁、机场等大型交通系统，全面完善大路网格局。二要完善农村公路网建设，加强乡村与城市、乡村与乡村之间的道路交通衔接，设立交通枢纽，建起全域旅游的“微循环”。三要依托当地生态资源，完善旅游交通专线、自驾风景道、慢行休闲绿道等综合旅游交通体系，形成覆盖全域的“慢行交通体系”。松阳大木山骑行茶园是中国首个骑行茶园景区，目前已建有休闲健身骑行环线8.3公里，专业越野赛道7公里，有效串联中国绿茶第一镇——新兴镇和卯山国家森林公园、松阴溪景观带等旅游资源。可借鉴大木山骑行绿道成功案例，结合自然资源条件，打造“松阳全域旅游发展的新走廊”——特色绿道观光系统。
主要参考文献：
[1]项晓艳.全域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J].江南论坛，2019（11）.
[2]李汉勤.松阳：以“五个百”工程助推乡村振兴[J].政策瞭望，2019（2）.
[3]莫艳恺.丽水市乡村旅游转型提升发展研究[J].开发研究，2011（2）.
[4]杨冬琳.全域旅游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发展研究[A].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8乡村规划）[C].2018.
[5]何跃武.东部落后地区智慧旅游发展研究——以浙江丽水为例[J].延边党校学报，2018.34（2）.
本文来源：http://www.db51888.cn/lunwendaquan/508251.html
2021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2021形式与政策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