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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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通常指许多年，表示时间的长短。它也可以指生或死。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的文章5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她100岁的生日。
　　忆往昔峥嵘岁月，百年史浸满多少屈辱的泪水，数十年抗争又流尽了多少中华儿女热血满腔。100年前，一艘南湖上的红船从黎明中驶来，中国革命放射出第一缕绚丽的曙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航向。党以七月的名义，呼唤八月的南昌风暴，呼唤秋天的井冈星火，呼唤长矛、大刀和红缨枪。100年风雨兼程，说不尽的坎坷沧桑;九十九年风云巨变，道不完的伟业辉煌!忘不了，太行山下抗日的烽火，忘不了，微山湖畔的凯歌嘹亮。在无数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党旗上，翻卷着的是x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涛，流淌着的是为保卫祖国而澎湃的血浪。是党带领我们斩关夺隘，历尽风险夺取胜利;是党带领我们艰苦奋斗，建设家园，奔向小康。
　　沧海桑田，神州巨变，100年征程岁月峥嵘，100年征程金光灿烂。如今，南极上空早已飘扬着我们的五星红旗，太平洋上出现了我们强大的海军舰队，神州5号也带着刚强的气势冲向了太空;如今，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个个商厦、工厂、高科技企业正遍地生花……香港回来了，澳门回来了，那些曾经蔑视我们为东亚病夫的列强，一个个低下了自命高贵的头，就连大洋彼岸那个自恃天下第一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一次次为他们的傲慢和无礼道歉。我们这个曾经饥寒交迫的民族，已经可以骄傲地告诉世界：一个伟大的党正带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实现小康，走向富裕。请问，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5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伊始，美联社一位记者在香港发出电讯说：“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时光荏苒。50年后，当人类跨入新世纪，回首百年历程时，一组关于中国的长篇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这组报道的总标题赫然写着：“中国半个世纪--壮丽、骄傲与渴望”。
　　100年风云变幻，100年潮起潮落，中国共产党历久弥新，青春常在，有什么赋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来，沧海横流，征途漫漫，中国共产党又靠什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紧紧把握时代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永葆党的先进性和青春活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成功的真谛。
　　今天，我们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发扬传统，艰苦奋斗。永保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学习与时俱进，热爱祖国，心系人民，勤政廉政，用生命和热血，为党旗争光。我们新一代大学生们理应跟随党的脚步，明德励志勤践行，创先争优争先锋。
　　历史的尘烟，掩盖不住世纪的风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数先驱者已将希望的种子撒向人间，绽开了一片烂漫的红色。弹指一挥间，上下越千年，黯淡与辉煌、幻灭与再生，永恒的悲怆与不朽的豪情，贯穿于这一清晰的脉络。这便是我们的党坚韧求索的过程，我常常在心里重复着这几句话，每一次都热血沸腾，胸膛里燃烧着对祖国的热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地为我们欣欣向荣的国家而感到荣耀、为我们不断求索、不断前进的政党而感到骄傲，更为能够投身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现代化建设而感到自豪。滔滔沅江边，巍巍阳山下，我无数次重复自己年轻的誓言……哪怕我只是一块砖,也要去构筑祖国兴旺强盛的大厦;哪怕我只是一颗螺丝钉，也要去铺设民族走向辉煌的路轨;哪怕我只是一棵小草，也要为祖国的春天奉献自己生命的绿色!

第二篇: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

　　中国共产党始终同全国人民心连心，与中国命运的脉搏一起跳动，步履坚定，从伟大走向伟大。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1000字，供大家参考。
　　2021百年奋斗路启航新征程形式与政策论文【1】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她100岁的生日。
　　忆往昔峥嵘岁月，百年史浸满多少屈辱的泪水，数十年抗争又流尽了多少中华儿女热血满腔。100年前，一艘南湖上的红船从黎明中驶来，中国革命放射出第一缕绚丽的曙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航向。党以七月的名义，呼唤八月的南昌风暴，呼唤秋天的井冈星火，呼唤长矛、大刀和红缨枪。100年风雨兼程，说不尽的坎坷沧桑;九十九年风云巨变，道不完的伟业辉煌!忘不了，太行山下抗日的烽火，忘不了，微山湖畔的凯歌嘹亮。在无数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党旗上，翻卷着的是x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涛，流淌着的是为保卫祖国而澎湃的血浪。是党带领我们斩关夺隘，历尽风险夺取胜利;是党带领我们艰苦奋斗，建设家园，奔向小康。
　　沧海桑田，神州巨变，100年征程岁月峥嵘，100年征程金光灿烂。如今，南极上空早已飘扬着我们的五星红旗，太平洋上出现了我们强大的海军舰队，神州5号也带着刚强的气势冲向了太空;如今，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迅速崛起，一个个商厦、工厂、高科技企业正遍地生花……香港回来了，澳门回来了，那些曾经蔑视我们为东亚病夫的列强，一个个低下了自命高贵的头，就连大洋彼岸那个自恃天下第一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一次次为他们的傲慢和无礼道歉。我们这个曾经饥寒交迫的民族，已经可以骄傲地告诉世界：一个伟大的党正带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实现小康，走向富裕。请问，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5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伊始，美联社一位记者在香港发出电讯说：“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时光荏苒。50年后，当人类跨入新世纪，回首百年历程时，一组关于中国的长篇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这组报道的总标题赫然写着：“中国半个世纪--壮丽、骄傲与渴望”。
　　100年风云变幻，100年潮起潮落，中国共产党历久弥新，青春常在，有什么赋予它如此神奇的力量?放眼未来，沧海横流，征途漫漫，中国共产党又靠什么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紧紧把握时代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永葆党的先进性和青春活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成功的真谛。
　　今天，我们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发扬传统，艰苦奋斗。永保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学习与时俱进，热爱祖国，心系人民，勤政廉政，用生命和热血，为党旗争光。我们新一代大学生们理应跟随党的脚步，明德励志勤践行，创先争优争先锋。
　　历史的尘烟，掩盖不住世纪的风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数先驱者已将希望的种子撒向人间，绽开了一片烂漫的红色。弹指一挥间，上下越千年，黯淡与辉煌、幻灭与再生，永恒的悲怆与不朽的豪情，贯穿于这一清晰的脉络。这便是我们的党坚韧求索的过程，我常常在心里重复着这几句话，每一次都热血沸腾，胸膛里燃烧着对祖国的热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地为我们欣欣向荣的国家而感到荣耀、为我们不断求索、不断前进的政党而感到骄傲，更为能够投身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现代化建设而感到自豪。滔滔沅江边，巍巍阳山下，我无数次重复自己年轻的誓言……哪怕我只是一块砖,也要去构筑祖国兴旺强盛的大厦;哪怕我只是一颗螺丝钉，也要去铺设民族走向辉煌的路轨;哪怕我只是一棵小草，也要为祖国的春天奉献自己生命的绿色!

第三篇: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为了提高高速收费站通行效率，切实改善民生，ETC成為当下时政热点。国家政府自2019年5月起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通知，大力推动ETC市场覆盖度。但是在该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市场营销乱象造成了较多客户投诉，惠民政策却造成扰民现象。本文以近期ETC相关的政策为数据基础，通过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分析方法，结合政策工具理论，将政策工具分为：管制型、市场型、自愿型和信息型四类，通过分析每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发现ETC政策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对应优化对策。

　　 【关键词】民生 政策工具 ETC

　　 一、问题提出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二、ETC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广主要依赖于市场工具，各大金融机构和车场景的部门在指标和竞争的趋势下确实干劲十足，在短短7个月中完成ETC安装覆盖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极大的效益，但是这种仅以“ETC安装率”为绩效考核目标的体系低估了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真实实力，致使了扰民现象的发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较少

　　 与另两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较少，仅仅引导车场景使用ETC，所针对的主体是那些主动到指定停车场的车主和新购置车辆的小部分群体，剩余未安装设备的大批存量车主们无对应引导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传导有限

　　 车主们大多只知道2020年启用新系统，但对新的收费方式一无所知，所以在新系统上线后跑过高速公路的车主们产生了大量质疑和投诉，而政府也是在产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回应，对消费金额和收费方式进行解释。且车主现在无法查询新系统中ETC的消费明细，相关系统正在研究开发中，无法及时做到消费信息公开透明化。

　　 三、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基础建设

　　 一条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广使用，每一项政策都应该能够对应牢靠的物理设施、稳定的操作系统和安全值得信赖的网络。在整个系统开发完成后先进行小范围内试点，待试点区域内有了积极正向的反向后即扩大范围正式推广使用，而非在短时间内各项机制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强行推广。

　　 （二）引导市场机制

　　 市场中各经济主体出于指标、激励奖惩和价值夺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户资源的争抢上纷纷来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场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发挥其作用，就必须明确所有的经济主体在遵守一定规则的情况下，才能竞争资源获取利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宏观上引导方向指定该项规则。

　　 创新ETC的绩效考核，摒弃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考核，考核系统过程化，在考核系统中加入：营销结果、是否投诉、对产品的熟悉认知程度等等，实施更有力的奖惩措施，投诉率高的机构扣减效益，完成程度较好的机构追加奖励，不仅增强机构的责任感还能够调动各大机构的营销积极性。

　　 （三）增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能够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社区中设立ETC专项办公室，及时为居民们答疑解惑ETC相关问题，相比营销机构，社区办公室更为专业中立，能及时准确处理问题。鼓励群众监督举报ETC政策在执行中的不当行为，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个执行主体不遵守市场规则，协助政府治理，扫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碍，提高政府实施ETC政策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曹宇.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读者权力保障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2019.

第四篇: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

　　有一首歌，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从北京房山霞云岭飞向神州大地;它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被人们边传唱边修改，一直传唱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今天，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它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人民的心声，更是历史的昭示!奋进新时代，共圆中国梦，需要每一位中华儿女接续唱响这首经典之歌，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涓滴之力汇聚磅礴伟力，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目标勇毅前行。
　　共产党员要领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诚如歌中所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心得体会范文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从南湖的红船出发，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人的党发展壮大成为拥有9100万党员的世界大党，其奥秘就在于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神圣使命。不论是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年代，还是日新月异、勇毅创新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的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奋斗新时代，开创新征程，每位共产党员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论年纪大小，不论岗位高低，时刻保持党员先进性和政治本色，对得起人民的信任与重托，以先锋行动让党员旗帜飘扬在人民群众的心间。
　　广大群众要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坚定不移跟党走。正如歌中所唱，“它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它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带领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即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依然带领人民实现了“十三五”、脱贫攻坚战的圆满收官，领航中国号巨轮驶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奋斗新时代，开创新征程，思想汇报范文广大群众要接续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明天的日子会更加红火，自己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更加骄人，伟大的中国人民会上下同欲、共克时艰，以无穷的智慧与力量创造一个个新的人间奇迹。
　　青少年要接续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奋斗新时代，跑好新征程，需要全社会共同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神圣使命，帮助青少年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把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铭刻于心，化作报效祖国之志、刻苦学习之行。需要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教育的根本任务，把扎实上好思想政治课与其他课程体系有机结合，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最全面的让这首经典之歌飞驻每个青少年的心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这首经典之歌在中华大地世世代代传唱下去!

第五篇: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DonnellLM，ElmoreRF.Gettingthejobdone：alternativepolicyinstruments[J].EducationalEvaluationandPolicyAnalysis，1987，3（2）：133-152.

　　 [3]李樵.我国促进大数据发展政策工具选择体系结构及其优化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11）：5-15.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形势与政策论文

　　摘要：在公共政策系统中，对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政策本身的属性以及利益团体的博弈等方面，关于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学界则鲜有涉及。政策作为政策系统最直接的输出产品，在本质上体现为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格局，将其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作为研究切入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政策地位的评判标准从四个方面体现：政策制定主体地位的高低、学者关注程度的大小、执行部门是否联合行动、政策最终作用对象的广度。在此基础上，判断政策地位的高低，可通过自上而下、承上启下、自下而上三大途径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

　　关键词：政策系统;政策终结;政策地位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7-006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政府购买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19BZZ10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服务體系建设研究”（16JJD840009）。

　　作者简介：张桂敏（1987-），女，石家庄人，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王轲（1982-），男，河南泌阳人，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吴湘玲（1967-），女，湖北通城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自“政策科学之父”拉斯韦尔提出政策阶段论之后的20年时间里，有关政策科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制定方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始于“趋后倾向”，特别是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等人编写的《执行》一书的面世，“政策终结”开始走进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至此，政策系统在理论层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环，包含了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终结的一系列环节。所谓政策系统，是指政策主体、政策客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进行互动调适的动态系统。换言之，政策系统是一个由若干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政策子系统，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终结等，所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并与政策环境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需要强调的是，所有的政策子系统在政策系统中并不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一直是政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关于政策终结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策终结不重要或者相对简单。相反，政策终结长期以来并不如预期中那样一帆风顺，各种或潜在或显性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政策顺利终结的障碍。

　　如何作出政策终结？终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政策终结的后果是什么？这些构成一个“政策黑箱”，困扰着研究者。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视角对相关的影响变量展开研究，但政策地位，即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占有的位置，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无论政策的地位高低，其都是政策终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变量，将政策地位作为切入点对政策终结作出补充性、专题性的研究，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相关研究的梳理

　　（一）政策终结的概念梳理

　　对研究主题展开分析的第一步是明晰关键性概念，因此在对现有政策终结影响变量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对政策终结的概念作一简要梳理。从字面理解，政策终结就是一项政策的终止或结束。Brewer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与项目的调试，大凡政策与项目无法发挥功能或已成为多余或过时，甚至不必要时，则将政策与项目予以终止或结束”[1]。Deleon从广义层面定义政策终结，认为它是政治当局对某一特殊的功能、计划、政策或组织，经过审慎评估的过程之后，而加以结束或终结[2]。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政策终结概念的界定多见于教科书中的一些参考性解释。在台湾学者林永波看来，政策终结隐含着旧有东西的终止和新期望、新价值的建立。张康之从利益分配视角提出，政策终结本质上是一种政策资源及其利益重新配置的机制[3]。陈振明、张金马、陈庆云等人在Deleon的概念架构下提出，政策终结是决策者在审慎评估之后，通过必要的措施，对错误、过时、不必要的政策予以终止的行为。

　　从对政策终结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终结涉及到资源、利益以及各种价值的交锋和重配，能否顺利实现终结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间暗潮汹涌的博弈结果。政策一旦被制定，便具有了生命力。政策终结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变动，如若没有任何激励措施，政策制定者之间难免出现利益冲突，甚至导致终结停滞[4]。再加上利益集团受“沉没成本（sunkcost）”的束缚会竭力保留原有政策。恰如张金马早年所说，政策终结并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一种人为的政治行为[5]。此外，即使当局者意识到政策存在过时、无效甚至错误进而需要对其进行终止，在当前渐进主义决策模式的情境下，政策终结也很难进入人们的认知转变，甚至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之内，因为当事人更多是以政策的修补、调整作为逻辑出发点。

　　（二）国内外关于影响变量的梳理

　　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阈作出解说。其中，广被认可的是Deleon在1978年提出的政策终结障碍的经典理论框架（TerminationObstaclesFramework），其中总结了具体的变量：心理上的不愿意、组织机构的持续性、动态的保守主义、反终结联盟、法律上的障碍、终结启动的高成本。Dery、Frantz持同样观点。Krikpatrick等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归结为终结联盟的反动、动态保守主义、启动成本、立法障碍和恐惧或不确定性。以上几人的表述虽有细微差别，但对于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解释却殊途同归。Gevamay认为组织的特性和终结的内在成本是阻碍政策终结的两大主因，Harris却仅仅将限制因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部分学者直接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简化为对组织持久性的考虑以及终结的代价（包括情感、政治、法律以及财政等的考虑）两个方面。里斯蒂娜·亚当等人认为，政策的变迁抑或终止是经济发展、政治竞争、利益博弈以及行政管理走向专业化的副产品[6]。概言之，国外学者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的分析，可大致归为三类：客观因素、驱动因素以及限制因素[7]。

　　国内已有研究多将政策终结的影响变量聚焦在心理上的抵触、组织的持久性、反对集团联盟、法律障碍、成本障碍。除此之外，陈振明指出，社会舆论通过新闻传播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政策终结的第六大障碍[8]。陶学荣、王锋认为，政策评估的缺失也是本该终结的政策迟迟无法合理终结的原因之一[9]。刘雪明等认为，典型事件、政策评估、环境变化、公共舆论、领导者的领导力五大因素紧密关联共同影响公共政策终结[10]。王振波则将政策终结的根源归纳为：不合规、不合法、不合情理、缺乏必要维护，即聚焦于政策本身的缺陷分析政策的终结[11]。

　　纵观既有研究，政策终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影响政策终结的变量也不一而足，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文化以及政府不同层级的政策终结，各个变量所起作用不一，很难批判不同变量对政策终结影响的大小。然而，在当前研究中鲜少涉及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从而削弱了现有理论的逻辑解释力，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地位在政策终结中的影响作用作出尝试性研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二、政策在政策系统中所处地位的判断标准

　　政策作为政策系统的直接输出产品，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各政策参与者之间利益角逐的产物，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实质就是明确承载公共权力的政策参与者在政策系统中是如何寻求有利于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政策参与者，既指直接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组织和个人，也指受政策影响反过来又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组织和个人。具体到判断标准，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策制定主体的地位

　　政策制定主体特指拥有法定决策权的高层组织或个人，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组成并领导整个决策过程。在政策终结过程中，政策制定主体（包括权威机构、政治精英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奠定了政策本身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政策能否顺利终结具有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政策制定主体层级与政策所处地位呈正相关关系，也即政策制定主体层级越高，政策所处地位就越高，对于政策加以终结就越难以实施。

　　同时，政策制定主体从另一方面也反映政策位阶的高低，政策位阶与政策地位成正相关关系。例如，上升为法律层面的政策相较于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稳定性和权威性也较强，再加上政策本身的生命力，要使其终结往往要大费周折，不仅耗时，也会面临不可预期的抵触心理和抵制行为。

　　概而言之，政策制定主体通过主体层级以及政策位阶两个方面折射出政策所处地位，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基础标准。

　　（二）专家学者的关注程度

　　美国公共政策学者查尔斯·O.琼斯指出，组织机构一旦结成共同体，就会有效地威胁政策终结行为[12]。尽管专家学者不直接参与一项政策的酝酿、制定和执行，但却可以通过研究报告、与会发言、网络书信等渠道表达政策意见。同时，他们一般以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为依托，构成学术共同体，利用团体专业技术优势活跃于政策终结的舞台上，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带来共鸣、提出参考性方案，对政策地位具有溢出效应，即专家学者表达意见的初衷是确保政治当局制定决策的科学化，同时也间接构成影响政策地位的重要力量[13]。

　　专家学者对于某一项政策的关注度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终结的催化剂，在引导公共舆论走向的同时，成为衡量政策地位的判断标准之一。诚如詹姆斯·E.安德森曾指出的，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基本由公共舆论确定。普通民众心中，专家学者本身就代表相关领域的权威，对于哪些政策需要被关注、哪些政策需要被终结，专家学者所发表的意见犹如一颗“定心丸”，影响民众认知，间接框定政策的范围和方向。当某一项政策引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评论时，说明这一政策在政策系统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一旦被发现政策不合时宜或存在过失、错误，政策终结便较为快速、顺畅。相反，一项政策如若未能引起专家学者关注，说明其相对于其他政策处于弱势地位，甚至无足轻重，那么关于这一政策的终结便出现复杂局面：在不影响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由于沉没成本的潜在影响，政策当局往往会抱有“打擦边球”的心理，对需要终结的政策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只有在影响社会整体利益或团体自身利益时，才可能会采取被动措施加以终结。

　　（三）执行部门的联合状况

　　恰如张金马所说，政策终结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不会自发产生，而是人们主动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14]。这种显著的人为性致使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终结都需要借助相关的执行部门和一线执行者加以落实。在实践中，执行部门可能是单个部门“单打独斗”直接执行终结，也可能是多个部门“抱团”联合执行终结，这可以说是判断政策地位的另一重要风向标。若是单个的执行部门则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政策影响范围较小，所处地位不高，进一步讲，政策终结过程中所遇阻力较小，较易实施;如若是多个部门联合执行，则表明这一政策影响范围相对广泛，在政策系统中地位较高，政策走向终结就存在较大阻力，期间难免牵涉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权力抗衡，终结过程的推进势必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整体表现为一种政策均衡格局下的暗潮涌动。

　　（四）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

　　政策是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换言之，政策具有指向性，直接指向的群体便是政策效力辐射的对象。所谓的政策作用对象，即政策直接作用与影响的公众群体或那些受政策规范、管制和调节的社会成员，亦即受政策影响的目标团体[15]。顺言之，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可以理解为政策事件辐射到的目标团体的数量，具体到本文指代全体民众、部分民众抑或是特殊利益群体。政策作用对象的广度直接影响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成为重要判断标准之一，这是因为政策作用对象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政策，相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走向。如果政策事件涉及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且走入公众的视野范围，那么政策制定者在群体压力下就不得不对政策予以足够重视，权衡利弊作出审慎理性的决策，如此，政策不言而喻所处地位较高。例如，三峡工程实施时需要移民数十万，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自然将政策提升到政策系统的显著地位上来。反之，政策事件只是涉及到部分民众，且范围较小，则地位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政策作用对象范围越广，对政策地位的影响力越大。但值得警惕的是，政策地位會受一些极端情况的影响，即政策尽管影响对象范围狭窄，但如果是具有利害关系的特殊利益团体或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集团，则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也会呈现出较高的态势。

　　三、政策地位对政策终结的影响

　　通过对政策系统中政策地位判断标准的分析，大致可以确定在现实实践中政策地位的高低。通过政策地位的确定，来探析其对政策终结是否会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怎样、又是通过何种形式体现这种影响程度的，才是笔者的目标所在。

　　（一）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

　　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制力终结，指的是决策者对某一政策的关注度，进而由决策制定者对政策是否需要终结作出主动判断。对政策进行终结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策立法活动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无法很好实现政策最初的目的。尤其是上升为法律的政策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政策终结会陷入难以摆脱的窘境。正如美国政策学家托马斯·R.戴伊指出的：“政府的方案很少會被终止。……一旦一项政策被政府制度化了，它就特别难以终止。”[16]

　　其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是政策难以终结的根本原因。政策终结与其说是一项新政策的起点，毋宁说是决策者复杂利益之间重新洗牌的信号灯。正如Easton从经济学视角所阐述的，政策的形成实质上是政策制定主体围绕着特定的政策议题，为各自利益展开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博弈的结果，即政策是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17]。政策一旦终结通常意味着既得利益者要承受一定的损失，为避免这种损失或者将损失降到最低，他们往往会千方百计阻扰政策终结。

　　根据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存在明显的寻利动机。这种寻利的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有时两者合二为一）。在利益冲动下，夹裹着政府利益的政策即便与公共利益相冲突，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决策者也会基于利益驱动而想法设法保障政策的执行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出现终结能力不足的障碍[18]。甚至，政策终结会忽视公民话语权，背离公共性原则和公益性目标，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加重遭遇到的阻力和抵制。

　　其二，考评晋升机制和任期制导致的政绩工程是政策难以终结的内在驱动。考评晋升、任期制促使地方行政首长偏好于关注见效快、实施周期短，但却可能与地方实际发展不相适应的政策来实现政绩目标，这些政策一般在决策领导者任职期间不会出现终结的趋势。例如，有些地方领导通过打造一些政绩形象工程来取得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获取政治资本，实现自身的政绩目标、政治前途和利益追求。最鲜活的例证就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层出不穷的“政绩锦标赛”。此外，人事变动也会对政策终结产生重要影响。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凸显着制定者或决策者的“人格化”，决策者在考虑终止某项政策时，主观上其实不愿意承认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遭遇了失败的结局，任职期间政策一般鲜有终结[19]。一旦发生领导者调任、离职、辞职或者辞退开除等情况，新一轮领导者的更替多数意味着政策注意力的转移，政策发生终结的情况较为多见。

　　（二）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

　　所谓承上启下的催化终结，指媒体力量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其中隐含专家学者的意见、民众的关注。无论是发达的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媒体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传播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国外，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许多政策实践表明：媒体在政策地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进而影响政策终结。尽管其不能直接对政策终结产生影响，但作为非正式舞台上最为积极的活跃者，它们可以依据对相关新闻事件、专家学者言论的筛选、过滤、编排，从外围推动政策议程的走向，形成政策压力，对政策终结施加影响[20]。具体来说，媒体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器、专家学者意见的风向标、社会舆论变化的发酵剂。

　　当媒体对某一项政策关注度较高且持积极终结态度时，其背后必定涉及众多参与者，则政策终结较易进行;反之，持消极或阻碍的态度时，政策终结的进程通常是缓慢的甚至出现停滞。托马斯·R.戴伊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一书中说：“当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必须回答记者的问题，必须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必须对编辑意见做出回应时，媒体就在直接施加影响于政府的决策。通过呼唤民众关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媒体就在间接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21]在戴伊看来，精英们依靠媒体来界定“社会问题”，进而制造“问题”，媒体的关注度引导社会公众的聚焦点，通过大量的报道宣传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进而对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最终迫使政府部门作出终结那些不合时宜、无效的政策的决定。

　　此外，媒体的权威性和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反应程度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影响变量。这是因为媒体一方面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另一方面又对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产生间接影响[22]。换言之，媒体既影响政府官员，又影响民众。在媒体对一项政策持温和的接受态度，则改变现状、终结政策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相反，该项政策引起了媒体的激烈反应时，各种或隐性或显性的风险就随时可能爆发，倒逼政策制定者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终结那些无效、过时、错误的政策。如由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就是在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的持续跟进和转载下迅速发酵，成为焦点事件，最终促成政策的终结。

　　（三）自下而上的抗争终结

　　所谓自上而下的抗争终结，亦即社会民众对政策终结作出的反应。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民众将自身权力交付给政府部门代为行使，民众对其进行监督，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本质上理应体现民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起源论也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出现以及政府部门的设立都是民众行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23]。但在现实生活中，政策制定时常出现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或损害社会大众合法权益的情况，因而政策的执行便会遭到社会自下而上的排斥，进而引致社会大众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集体式抗争，迫使政策制定主体终结原有政策。可以说，社会公众的抗争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助推力，并多数通过邻避效应引发导致。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民众由于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差异，对于一项公共政策是否终结可能存在分歧，出现“跷跷板”现象，此时，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的大小是决定政策终结成败的关键因素。若政策终结的支持力量超过反对力量，则政策终结的目标便会顺利实现[24];反之，政策终结将会失败。

　　结语

　　政策终结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诸多要素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政策在政策系统中的地位，其涉及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主体。面对政策终结中错综复杂的价值冲突和利益诉求，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利益立场，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形成不同的政策终结联盟，对政策在政策终结中的地位产生“滚雪球式”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政策的终结[25]。政策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过程系统，符合效力递减的规律，无论其地位的高低，其必然的宿命都是走向终结抑或消亡。但通过对政策地位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有条理地对政策终结作出客观、全面的理性判断，政策主体可以对那些低效、无效、过时的政策及时加以废止，实现真正的终结，避免资源的浪费和副作用的滋生，最大化政策终结的效能，保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而达到政府善政、国家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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